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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贵阳乃南明两个政治中心之一，孙可望的反叛固然让南明元气大伤，但也让昆明与贵阳这两个政治中心又合二为一，而以大西军为核心的明军在实力上并未伤筋动骨，如果君臣齐心，这未必不是夯实内功，整肃捏合的好时机。

    可是这一大好机会，让南明白白浪费了，李定国与刘文秀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内斗。

    并且随着刘文秀四月二十五号病死于昆明，这一裂痕非但并没有因此愈合，反而更加扩大，刘文秀的部下皆不愿接受这一结果，认为是李定国，甚至是大明朝廷逼迫太甚，以至于刘文秀郁郁寡欢，含恨而终，皆不愿为李定国驱使效忠。

    这一情绪爆发蔓延，也导致了南明的战力锐减。

    许多士兵以及中下层军官已经厌倦这无休止的内斗倾轧，纷纷消极备战。让清军长驱直入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贵阳。

    消息传到了昆明后，群臣大惊，惶恐不安，连带着开始纷纷指责李定国不顾朝廷大局，挑起党争，以至于刘文秀含恨，贵阳沦陷，实乃误国之贼。

    这等危机时刻，正是要相忍为国，同舟共济才是，南明这艘大船已经是破洞百出，半截船已经入水了，但船上的人依旧不顾生死的想再凿几个洞。

    这一切让李定国的脾气又上来了，愤然的撂挑子，将军务政务全部扔给内阁六部，躲在晋王府上闭门不出。

    当朱由榔得知洪承畴下贵阳，吴三桂克遵义，赵布泰据都匀后吓得魂飞魄散，皇宫内的宫女太监见到朱由榔这表现也是六神无主，这两日悄悄逃亡的也不在少数。

    清军如此轻易就得到贵州，下一步就是昆明了，朱由榔想到这里，知道已经逃无可逃，这里已经是最后的绝境了。

    而眼下朝政纷乱，李定国又负起不出，昆明人心惶惶，一副末日景象。

    朱由榔痛定思痛，决心给洪承畴与吴三桂各写一封信，让他们不要逼迫太甚，别忘了狡兔死，走狗烹的道理。

    自二十岁起，朱由榔就东躲西藏，懦弱自负，毫无主见，但也所见所行自有一番肺腑。

    写的这两封信也是情真意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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